这首名为青盂汤的方子，并不是后人随意拼凑出来的，而是出自近代名医张锡纯之手。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，对瘟疫、瘟疹这类重症有大量亲身医案记录，青盂汤正是他在反复临证、屡救危重之后总结出的经验方。

张锡纯认为，真正的瘟疫之病，往往不是单纯在表，也不是只在里，而是表里同病、毒热并盛，一开始就来势汹汹。如果还按照普通外感的思路慢慢疏风、解表，很容易延误时机，病情迅速恶化。

张锡纯在医案中描述过这类病人的共同特点：高热不退，头面明显肿胀，疼痛感强烈，甚至肿势一路蔓延到颈项、胸前，同时皮肤上开始出现或隐或显的斑疹。这种情况在他看来，已经不是一般的温病，而是“温疫挟毒”。所以青盂汤的立法非常直接，就是清毒热、透郁闭，一边把体内的热毒往下清，一边把郁在表面的邪气往外散，双管齐下，不能偏废。

在具体用药上，张锡纯的思路也很清晰。荷叶被放在方中，看似平常，其实用意很深。他强调要选用浮在水面边缘的老荷叶，新鲜的更好，因为这种荷叶最清轻、最善上行，能把药力引到头面部位，对瘟疫引起的头面肿痛尤其合适。生石膏用量偏大，是为了直接压住里热，这是处理高热烦躁、面红肿痛的关键。知母与石膏相配，是张锡纯常用的组合，既增强清热效果，又能避免过度寒凉伤阴。

真正体现张锡纯胆识的，是方中对羚羊角的运用。在他的医案里，多次提到一些瘟疫重症，用了多种发表清热之药仍然无效，病势已经十分危急，甚至出现神昏、斑疹密布的情况，而在关键时刻加入羚羊角，甚至单用羚羊角煎服，病情反而迅速出现转机。张锡纯由此明确提出，羚羊角不仅能清热解毒，还具备透表散邪的能力，对瘟疫这种夹杂毒疠之气的病证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还引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“避蛊毒”的记载，认为瘟疫发斑，本质上正是毒气外泄的一种表现。

蝉蜕和僵蚕的使用，也完全体现了张锡纯对病机的精准把握。蝉蜕性轻而走表，善于疏风、透疹、清头目之热，在瘟疹初起或疹出不畅时非常合适。僵蚕则被张锡纯视为“发表之要药”，尤其适合疹子出不来、邪气郁闭在肌表的情况。他在书中特别解释了僵蚕的来源和药性，指出它是因受风而僵死，所以最能对付风邪，同时还能引药外达，把该出的疹子逼出来，这是很多其他药做不到的。

张锡纯对僵蚕还有一段很现实的提醒。他指出，僵蚕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它“僵而不腐”，这种特性在临床上就体现为消肿止痛、防止溃烂。凡是瘟疫导致的局部红肿疼痛，甚至有化脓风险时，僵蚕往往能阻止病势继续恶化。

但他也直言，当时市面上已经充斥着假僵蚕，多用缫丝剩下的死蚕冒充，这类蚕药性偏于收敛，与真正僵蚕的发表作用完全相反，用错反而误事。因此他反复强调，真僵蚕一定是色白、形直、无乱丝，辨别不清宁可不用。

在对瘟疫整体认识上，张锡纯的观点也十分鲜明。他认为瘟疫与普通寒病、温病有根本不同。一般外感，多因个人起居失当，感受的是正常的天地之气，往往不传染，发病也较为零散。而瘟疫则是岁运失和所生的戾气，内含强烈毒性，人一接触就容易发病，而且症状高度相似，往往成片出现，彼此传染。这也是《内经》中所说的“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”。正因为瘟疫重在“毒”，青盂汤才把清毒热放在核心位置，专为温疫而设。张锡纯在多例医案中证明，只要辨证准确、用药果断，哪怕病情凶险，也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。